【按】19865年，应上海工业大学研究生会的邀请，我给在读研究生讲述了钱伟长生平。1986年年初，在此基础上，我写了一篇《钱伟长小传》，交给钱先生审核。恰好当年随钱先生、孔老师到舟山考察，趁着公务的间隙，他们二位逐字逐句修改了原稿。小传写到1984年之前钱伟长的主要经历，考虑到写名人传记的严肃性，我打算继续搜集材料，加以补充，并增加钱先生到上海工作后的内容，所以，这份材料除了仅用于内部交流，未曾公开出版过。

钱伟长先生辞世后，媒体中大量涌现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介绍，有的不甚确切，有的遭人曲解，甚至无中生有，颠倒是非。钱先生来沪工作后，许多事情他的行状较为公开，至少在事实上不易歪曲，问题经常出现在对钱先生早年经历的描述上。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公开这份内容较为翔实的小传，以正视听，也为崇敬钱先生的朋友们提供第一手资料。为了不在经钱先生审定的材料上有斧凿的痕迹，除了修改个别错字以外，未加改动。若有疏漏之处，还请进一步指正。

作为博文，原稿太长，分三段发出，新加了三个副标题。

钱 伟 长 小 传

（一）雏鹰展翅

楔 子

钱伟长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在五十年代，他就与钱学森、钱三强院士在一起，被敬爱的周总理誉为我国科技界的“三钱”。他曾纵横驰聘在科学战线上，提出过闻名遐尔的弹性板壳内禀理论、扁壳的钱伟长方程，摄动理论中的钱伟长方法，获得过1955年国家科学二等奖；而后，他销声敛迹了近二十年。科学的春天来到之后，神州内外又出现了它的身影，天南海北又响起了他洪亮的声音，书林刊物中又登载了他出色的著述。他以耄耋之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举世瞩目的广义变分原理、高阶拉格朗日乘子法、非协调有限元法、汉字信息处理“钱码”等相继问世，数百万字的专著、数十篇论文先后脱稿，1982年又以广义变分原理方面的出色成果，再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他亲手创办的科技刊物和学术讲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亲自筹建的研究所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他悉心培养的一大群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正在茁壮地成长。他身上始终洋溢着青春活力，新颖的构想、特殊的见解、变革的观念……，犹如泉涌，源源不断。这一切，使钱伟长这个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多少带点神秘的传奇色彩，大家在猜测、议论：这位老科学家为什么几经沧桑、历经磨难而没有消沉下去？为什么他进入老年而创造精神始终不衰？他的超人的活力是从哪里来的？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什么“超人”，而是炎黄子孙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人民的乳汁哺育了他，他对祖国、对人民矢志不渝地怀着火热的赤子情，无论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他报效祖国之心从未改变。现在，让我们揭开历史的帷幕，循着他走过来的脚印，追溯一下他的过去吧！

一、坎坷童年

一九一三年十月九日，钱伟长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里七房桥村的一个贫民家庭中。祖父是晚清秀才，勤奋好学，为人公正，以教私塾为生，在村中颇受人们尊重，可惜到中年就在贫病交迫中离开了人世。钱伟长的父亲钱挚（字声一）和四叔钱穆（字宾四）青年时代就挑起了生活重担，凭着家学渊源，教小学为业。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靠着父亲和四叔的微薄薪水，难以维持家计。钱伟长的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为了贴补家用，她日夜不停地养蚕、挑花、糊火柴盒，含辛茹苦地照料老人、抚养孩子，尽管如此，钱伟长的四个弟妹还是被病魔夺走了幼小的生命。

钱伟长在家中是长子，生活使他过早地成熟了，他孩提时代就懂得为父母分忧，经常悄悄地帮妈妈糊火柴盒、干杂活。七房桥村在鹅盹荡（鹅湖）之滨，每当夏天，孩子们就在荡中游水嬉闹，小伟长却在荡边捕鱼捞虾，把鱼虾带回家中佐餐，每天省下一两个铜元的菜钱；金秋季节，他又在田垅间寻觅野菜，饭桌上经常出现他挖来的野苋菜和金花菜……。挑花一般是妇女和女孩子干的手工活，钱伟长不怕别人笑话，缠着母亲学技巧，起早摸黑地拿着绷子挑花，挑出一块块椅垫、窗帘，他心灵手巧，干一天也能挣上几个铜元。他母亲看看他在油灯下穿针引线的瘦小身影，经常暗自叹息落泪。

“屋漏偏遭连夜雨”。他五、六岁时，两场大火把他家旧居化为灰烬，不得不居家迁居七、八里之外的荡口镇，由于租房不易，经常搬迁，加上家境困难，六年之中他在五个小学断断续续上了两、三年学。

一九二四年，他勉强修完了小学课程，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对他的升学问题家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以祖母、母亲为首的“就业派”让他去捧邮局职工、铁路员工之类的“铁饭碗”，以此养家糊口；父亲和四叔父则是“升学派”， 力主他继续深造，学好本事，将来不受人欺负，两派僵持了好几个月。钱伟长幼小的心灵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他一面拼命帮家里干活，一面渴望着升学的机会。后来他父亲调任无锡荣家主办的荣巷工商中学教务主任，他终于踏进了这所中学的大门。他幼时对文科知识博闻强记，但囿于环境，数理化的基础很差，对于工商中学传授的“生意经”毫无兴趣。“知子莫如父”，几个月之后，他父亲把他送到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主办的国学专修学校。唐先生双目失明，却满腹经纶，深奥的古文，一经他讲解，便令人豁然贯通。钱伟长发愤苦读，不久就成了二十几名学生中的佼佼者。一九二六年，他父亲转任无锡县立初中教务主任，为了节省费用，他转入该校读初中二年级，翌年春，学校因政局动荡而停办，钱伟长再次辍学。命运把他驱向了第二个十字路口，他在做着国学专家的梦，家里的“就业”、“升学”两派却开始了第二次论战……。

这时，已成为苏州中学主任教师的四叔钱穆伸出了支援的手，鼓励钱伟长前去投考。父亲赏识儿子的国学才华，当然尽力鼓励，但也不无忧虑：苏州中学是当时南方四大著名中学之一，名师荟集，学生优秀，竞争入学者为数众多，儿子没有受过正规的初中教育。尽管文科成绩不错，理科成绩却很差，能有把握考取吗？年轻气盛的钱伟长则跃跃欲试，毅然应考。发榜了，他终于被录取了，不过名列榜上最后一名，父亲笑着说：“你这次可成了孙山，同为榜上末名，但是孙山毕竟是才子。后来可以居上嘛！”。这时正是“四、一二”事变不久，父亲因校中有八名进步教师惨遭杀害，忧愤成疾，但仍在连绵小雨中把儿子送到苏州，并且语重心长地对钱伟长说：“家里不论怎么困难，也要供你上完高中，你在名师指点下把功课学好了，我的心血也算没有虚掷……。古往今来，苏州、无锡一带出过不少文人名士。人说这里人杰地灵，这不过是欺人之谈。其实哪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辛苦攻读的结果呢？”这些话深深的铭刻在十四岁的钱伟长的心中。不幸，他入学没有多久，就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这使他陷入极度悲痛之中，想不到父亲临别时的教导竟成了遗言！留下寡母弱妹，家庭生活更加艰难，只有加倍努力，奋进！

二、刻苦攻读

苏州中学的确名不虚传，这里不仅群英荟萃、名流云集，而且环境优渥、思想活跃。尽管当时弥漫着白色恐怖，许多师生还是坚信，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进入了新天地的钱伟长不断探索着正确的人生道路。物质上，他是贫穷的，靠着叔父有限的资助，只能求一温饱而已，他摒弃了一切奢侈享受；精神上，他却是富有的，享受着追求知识的乐趣，心中萌动着用知识来拯救中华的信念……。

对于文科学习，他轻松自如，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四叔父钱穆亲授文学课，从《诗经》讲到《史记》，从六朝文赋、唐宋诗词讲到元代杂曲、桐城散文，他听得津津有味；在杨人楩的西洋史课上，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使他心醉神驰；吕叔湘的中国史课富有极强的魅力，也使他了解到祖国近百年来所受的屈辱；陆开舆的地理课更使这个来自江南小村的少年眼界打开。由于有原来的国学基础，他在这些课程的考试中总是名列前茅。

然而，他也有烦闷和苦恼。说来奇怪，后来成为有名的应用数学家、力学家并且精通多种外语的钱伟长，那时在数理化和外语课程面前却相当迟钝、笨拙，毫无天赋可言。但钱伟长有一种不服输、不畏缩的拚劲和韧劲，他下定决心急起直追。就是从那时起，他的日程表里没有了星期日和节假日，他把一切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了。在苏州中学三年连虎丘都没有去过。值得庆幸的是他遇上了一位循循善诱的严师——数学老师严晓帆，正是严先生扶着这位未来的科学家迈开了艰难的第一步。

进高中的第一年，发生了一件令他毕生难忘的事。一天严先生在黑板上出了一道数学难题，让学生上去演算，教室里一片沉寂，无人应答。钱伟长试算良久，自告奋勇地说：“严老师我还没解出来，但是我愿意试试看。”在老师赞许的目光下，他上了台，但演算了十多分钟，一事无成，终于败下阵来，教室里响起了一片非议声，他不甘心地向老师要求，：“这道题留给我课外做行么？”严先生同意了。晚自习时，他冥思苦索了几个小时，仍然不得要领，正在这时，严老师把他带到了教师宿舍，不仅启发他战胜这道难题，鼓励了他勇于探索、锲而不舍的精神，而且严肃地指出了他学习时粗心草率、不够稳健的缺点，告诉了他学习数理化的正确方法。从此，每天晚上学生宿舍熄灯之后，严先生的宿舍里多了一个“常客”，半夜攻读成了钱伟长的积习，而且连绵延续了五十余年至今。就这样，他的数理化成绩有了长进，达到了中等水平。

那时，他仍偏爱文科，但对自然科学逐步发生了兴趣。又一次，他突发异想：把文学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不是很好吗？，经过无数个日夜细心查证、积累、分析、整理，他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春秋战国十七日食考》，这篇十七岁少年的习作虽然写得稚嫩，却有理有据、令人折服，被老师作为范文加以展览，这对于他的刻苦钻研精神无疑是一种鼓励和鞭策。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继续深造，学好知识，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

三、弃文学理

一九三一年，钱伟长中学毕业后，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升学和就业的选择又困扰着他。这次，祖母和母亲几乎是哭着哀求他担起瞻养家庭的重任，他并非不知道家境的艰难，但他的信念没有动摇，求着家里让他到上海试考大学。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叔父钱穆再次支持了他；一位好心人又给他指明了筹集学费的途径：上海有一位清寒出身的化学家吴蕴初，利用开设味精厂获得的利润，每年为十二名优秀的穷学生提供上大学的“清寒奖学金”。走投无路的钱伟长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到上海在一个月之中一口气连续参加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入学考试，凭借他雄厚的文科基础和中游的理科成绩，他被五所大学相继录取，也争取到了“清寒奖学金”，并且听从叔父的劝告，决定进入地处民风纯朴的北平的国立清华大学。

北上前夕，心力交瘁而踌躇满志的钱伟长漫步来到外滩公园门口，竖立着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令他触目惊心。他倚在黄浦江畔的石栏杆上，思绪起伏、不能自已。他想到：列强并吞中国的野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寇正磨刀霍霍，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华，而国家软弱到如此地步，热血青年能不奋起救国吗？不能！而文学、历史能救国吗？不行！要靠科学技术来救中国，到清华大学去不能选学文科，要选学理科！这是钱伟长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他的兴趣来说，选学文科本属理所当然，他的文学、历史知识已到了娴熟精通的程度，例如，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历史试卷上有一道怪题，要求写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考生望“题”兴叹，而他却得了满分；他的理科成绩平平，物理考试甚至不及格。但一片报效祖国的赤子心促成了他的这一抉择，而且一旦他认准了目标，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到了清华，钱伟长见到了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马上提出要转入物理系的要求，吴先生不解地问：“从你的入学成绩看来，你去中文系或历史系不是更合适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学物理呢？”钱伟长激动地回答：“目前我们祖国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大炮！所以我要学物理。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这一点请先生放心。”吴先生被这位青年的爱国热情打动了，和颜悦色地表示先让他在物理系试学一年，一年之后如果物理和数学成绩达不到七十分，再考虑转文学院，钱伟长爽快地答应了。

入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践踏东北三省，接着又觊觎华北，钱伟长时刻关怀着祖国的命运，以百倍的努力投入紧张的学习。但是迎着他的是一只只“拦路虎”。第一道是“外语关”， 当时教师上课用英语，参考书都是英文书，他一听课就坐上了“飞机”。于是，他向英语发起了猛攻，把全部休息时间都用于啃英语，不懂就问人，不断查词典，没有多久就把一本英汉词典翻烂了，英语也随之达到了可以阅读、应付答题和写报告的水平。第二道是“方法关”，启蒙教育使他习惯于死记硬背，对文科知识还可以将就，对学数理化则是一大忌，他决心“脱胎换骨”，摒弃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那一套，上课全神贯注地听讲，课间回忆讲课内容理出头绪，课余大量阅读参考书，力求无师自通，不久，这种方法就奏了效。在此期间，吴有训、叶企孙这些教授，以自己的丰富学识、严谨的治学精神、精湛的启发式的讲授，培养教育了钱伟长。

在大学的四年间，每天清晨，他在晨光熹微中直奔教室，夜间，他在万籁俱寂时回到宿舍。他原以为自己是起早贪黑的“冠军”，但有一次他发现有位青年比他起的更早，而且天天如此，经打听，原来是数学系新来的助理员华罗庚，此后，他暗暗与华罗庚开展了一场“早起竞赛”。功夫不负有心人，入学一年之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期末考试成绩门门都在七十分以上，吴有训教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但又对钱伟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不加分析批判地接受书上写的东西，要从中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对他无异是一贴良药、一付清醒剂！他从刚露头的沾沾自喜中清醒过来，不再满足于读懂书本，身边总带着一个小本子，不断纪录读书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独立思考。他读书读得更艰苦、更加细致深入了。就这样，四年之中，他主要通过自学，实际上学到了需要学八年的课程内容，已满足了化学系、物理系都能毕业的要求，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成功的诀窍何在呢？正如他后来常说的：“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天才’，而只是相信人的才能是用艰苦的劳动培植出来的：天才出于勤奋。奋发才有为，勤学才有识。”

一九三五年夏，钱伟长在清华大学的物理系毕业，获得理学士学位。他面临着“毕业就是失业”的危险，但决心不顾一切地从事科学研究。他先后考取为中央研究院实习研究员和清华物理系吴有训教授的研究生。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他选择了后者，同时争取到已故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用遗产设立的“高梦旦奖学金”。吴有训教授以发现原子物理学中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而闻名于世，当时正值盛年，对钱伟长的才华和勤奋十分欣赏。钱伟长跟着吴先生进行X-线衍射，原子光谱学等研究，当年就与同学顾汉章一起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物理学论文《北平大气电量的测定》，在青岛的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获得了同行的好评。接着，又完成了有关电离钙、钾和单游离硒的光谱研究的三篇论文。正当他要向新的高峰攀登时，“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四、投身洪流

钱伟长的研究生生活开始不久，“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当时，他已成为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的积极分子，他对于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感到深恶痛绝，因此，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那天，他加入了学生游行队伍，冒着寒风奔向市区，被反动军警阻遏于西直门外；十二月十六日，他再次投身于示威的人流，“一二?一六” 以后，他和清华的十几位同学，发起组织了“清华自行车南下宣传队”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晨，从清华园出发，骑自行车到南京去，抗议蒋介石卖国投敌。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在济南，又接受了北平学联代表刘江陵同志转达的任务——要在一月十五日前赶到南京，组织一月十五日蒋介石接见“伪代表”的“聆训会”，揭露他镇压、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阴谋。他们二十人的自行车队队员，行进在祖国苦难的大地上，时而沿铁路、沿运河疾驶，时而顺着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迤逦而行，经天津、德州、济南、徐州、蚌埠、滁县，于一月十四日夜到达南京，行程二千余里，昼行夜宿、沿途宣传抗日，奔走呼号、历经艰辛。

最使钱伟长震惊的是当时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状况：一家母女合穿一条裤子、一个大村中匀不出几条棉被，人们吃糠咽菜，路有饿殍。尽管他出生在江南农村，但仍未想象到国家凋零破败到如此地步！

最使钱伟长受教育的是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他们在所到之处，倍受欢迎，不但普通的学生、百姓拥护抗日，连他们在徐州至蚌埠途中偶遇的绿林好汉也赞助他们，自愿护送他们这批爱国学生南下。

最使钱伟长愤慨的是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到达南京之后不久，他们就落入特务布置的罗网，全体被武装押解回北平，反动派竟剥夺了他们宣传抗日的正当权力！

在北上列车上，钱伟长悲愤地思索着：“难道爱国也有罪吗？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五、宁折不弯

日寇的魔爪伸向华北，“七、七”事变后，北平各大学向大后方撤退，靠奖学金求学的钱伟长拿不出足够的旅费南下，为了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愿望，他决定到天津谋生，筹足旅费后与去西南的老师、同学会合，他在天津的耀华中学教了一年的物理课，勉强凑够盘缠，经过长时间的辗转绕道、颠沛流离，才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大。一路上看到日寇狂轰滥炸、难民苦不堪言。他心头郁积着怒火，反复思虑着：当务之急是搞航空、搞武器，不能让敌人逞凶狂，要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航空工程，转向对航空工程最有用的力学！

一九三九年初，他在西南联大一面为叶企孙教授代授热力学课程，一面悉心钻研弹性理论。七月，中英庚款第七届公费留学生招生委员会同时在上海、昆明、重庆三地招考，招生名额二十名，报考者逾三千。钱伟长毫不犹豫地报考力学专业。该专业原拟录取弹性力学、流体力学各一名，共两人。由于前三名考生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分数相同，原清华、北大的理学院院长叶企荪、饶毓泰决定破例同时录取，于是这届庚款留学生共达二十一人。九月，这一群青年经越南海防抵香港准备赴英，由于欧战爆发未能成行，只得折回昆明。十二月，由于英国学者多已疏散到加拿大，庚款委员会决定把这批留学生改送至加拿大，二十一人又从云南经香港到达上海。翌年一月，登上远洋轮船后，拿到护照一看，才发现护照上有日本领事的签证。大家马上想到：“日本鬼子正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掠抢，日本是敌国，我们怎能要敌人的签证？”，钱伟长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这不行！我们宁可不去留学，也不要敌人的签证！”、“对！我们要有志气，不去了！”。钱伟长带头，与几个同学一起，立刻把行李扛下船，二十一个人回了旅馆。经办此事的英国人大为恼火，气冲冲地说：“我为你们办理日本领事的签证完全是一片好心，这样你们不仅可以方便地经过日本海，而且船靠横滨，还可以上岸玩玩。”，他的好心被愤怒的学生们拒绝了。那个英国人恼怒地威胁道：“遗憾，遗憾！你们会后悔的。”大家的答复是：“后悔？不会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在这场唇枪舌剑的交锋中，钱伟长一直站在前列，立场鲜明，态度坚定。这二十一位留学生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质。

一九四零年六月，庚款委员会再次通知这些留学生经上海出国，当然，改用了新护照。八月，他们搭“俄国皇后”号抵达加拿大，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三位到了多伦多大学。从此，钱伟长踏上了新的征程。

1986年1月初稿完成于上海工业大学

1986年5月定稿于普陀山息来小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