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发生的地域上来梳理战争的类型，一般情况下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在自己国土内进行的战争，包括反对分裂的战争、农民起义、反抗外来入侵、统治者为争夺领导权而发动的战争等。一类是在自己国土以外进行的战争，如对外扩张与侵略战争、对友好国家的援助战争、还有一些为了信仰而进行的战争。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在国土内外同时进行或者先后进行的战争。战争无论是在爆发在自己的国土上还是别人的国土上，推动战争的理由只是点燃战争的导火索，有时候“天子”或者政治家们已经把导火索点燃，但这并不能说是战争的真正开始。而要真正引爆战争，让战火真正燃烧起来，则需要有一个贮满炸药的燃点极低的火药桶，或者说一个国家的战争能量已经充分积聚，“天子”或者政治家们能够一触即发，一点即爆。
我们似乎很容易找到反驳所谓火药桶的论述，比如说反对外敌的入侵，成吉思汗的大军横扫亚欧大陆，日本横扫亚洲，希特勒横扫欧洲，尽管侵略者为开动战争机器进行了充分准备，但作为被欺凌的民族与国家，无论是准备好了进行战争或者说是否具备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为了民族的兴亡，都得义无返顾都奋起反抗，掀起大规模的艰苦卓绝的反对侵略的战争。其实，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入侵者不会侵略一个政治清明、国力雄厚的大国，就像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会去想怎样侵略美国一样。最多只能像萨达姆那样，在电视机面前向自己的国民夸下海口，说几句大话而已。否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于在国土内进行的战争，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条件。一般来说，以下几个条件是比较常见的：
一是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而且双方都积聚了力量，并逐渐壮大，最终发展到相互之间可以进行武装对峙。假若分裂的双方力量严重不平衡，即使已经分裂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也只不过是阴谋的谋杀或者是掌握政权者对敌对者的明目张胆地屠杀。这种条件下发生的战争，是统治阶层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一般发生在集权制的国家，在选择国家最高领导者时，一般采取指定继承的方式，一旦指定者自己离开了人世，继任者稍有不慎，暴力将不可避免。这也就是有关学者说的所谓“砍头”式继承最高领导权的方式，而民主社会的“点头”方式即民主选举，这类战争一般可以避免。
二是统治集团对民众的剥削，已经到了临界点。统治者在处理国内矛盾时严重失误，特别是在处理重大自然灾害时严重失误，治理国家趋于失败，民不聊生。中国人有一句话，十分精辟地概括了这样的境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这种状态下，能够点燃多种类型的战争，比如农民起义、外敌入侵、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最高领导权等。
三是民众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严重阻塞，社会不满情绪已经积淀到了引爆点。这是很多统治者经常忽略的一个条件，也是自己不解的一个条件：“为什么老百姓有吃有喝，还要造反？”对于统治者来说，民穷可忧，民怨可畏。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社会，民怨则更应该值得关注。
这三个条件，应该说，除了第三个条件需要与另两个条件相辅助，才有可能满足发动一场战争具备的条件，其他两个条件都可以单独成立。当然，大部分国内战争，是三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
回顾中国的历史，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战争最为惨烈。在东汉近200年中，各地豪强地主通过土地兼并发展壮大自己，到东汉末年，已经成为与中央集权分庭抗礼的带有割据倾向的势力。他们在经济上实力雄厚，政治上称霸一方，军事上拥兵自重。此时，在统治阶层内部，宦官、外戚、官僚士大夫集团争权夺利，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统治者对人民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对民众横征暴敛，支付连年对外战争的巨大耗费；灵帝公开卖官，把所得作为自己的私藏，各级官员纷纷仿效；水利失修，水灾、旱灾不断。人祸天灾，民不聊生，引发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其中以黄巾起义的规模最为浩大。正是这样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才引爆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据史书记载，许多割据者几万、十几万地屠杀百姓和降卒，战争暴行不绝于书，时常出现屠城和筑京观的残酷事件。直到魏明帝时，全国的人数仅相当于汉时的一个大郡。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中国陷入了战争的深渊，战争大部分在自己的国土内进行（偶尔也有战争在别人的领土上进行，如朝鲜）。对于这段历史，当代的中国人是比较清楚的。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会让脑袋搬家，老百姓和有识之士的嘴巴都是封得很严的，中国成了一潭死水；中华大帝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断地向外割地和给银子，成了外国列强嘴边的一块肥肉；老百姓站在死亡线上，不得不掀起大规模的起义。
在自己国土以外进行战争，一般要具备四个条件：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有强大的实力可以进行对外扩张。汉武帝时代就是一个典型。
二是维护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某种资源，而国内比较缺乏，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会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取，当然也包括通过战争的手段。这是现代社会战争最根本的原因。比如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各地的殖民战争，至今还有一些残留的影子；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殖民主义的延续。他们进行战争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获取所需要的市场和发展经济必须的资源。
三是它国的政治变故影响本国的切身利益，不进行战争不足以保卫自己的利益。中国古人说的唇亡齿寒，就是最经典的总结。中国解放后的援朝战争与援越战争，对之做了比较好的诠释。
四是国内的矛盾已经要达到总爆发的临界点，统治者希望借助对外战争，转移民众的视线，缓解国内的矛盾。当然，缓解国内矛盾在很多时候只是统治者个人的愿望，有时适得其反。如王莽在取得政权后，面对国内众多的矛盾，张皇无措，希望通过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发动战争，树立自己的威信，恐吓国内的反对派，但最终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无论是在国土内部还是国土外部进行的战争，作为玩转战争的天子或者政治家来说，大部分人是十分谨慎的。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战而能够屈人之兵，一向被军事家与政治家们所推崇。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也就是说，要达到这样的境界，谋略与外交是非常重要的。在现代社会发生的对外战争，只是在外交努力失败后，才会诉诸武力。在西方政治家与军事家的眼里，战争是政治的最后手段，或者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即使万事俱备，但只要还有和平的手段可以去努力，哪怕只有一丁点希望，也会在所不惜。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一些被人唾骂的悲剧性人物。如二战时期的张伯伦，曾经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纳粹的扩张野心，历史事实证明他错了。
正义的战争历来为中国人所推崇。中国军事史的作者有一段十分精辟的概括性的论述：中国人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上，主要是反对穷兵黩武，提倡以战止战。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农耕经济社会结构，形成了安土重迁、追求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热爱和平、内向持重的民族性格。这一思想文化传统影响对待战争的态度，只能是慎战观念深入人心。所谓“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就是这种观念的形象反映。自先秦时代起，“从古知兵非好战”、“尚武不黩武”的战争观念即开始得到肯定和弘扬。（p28）这段评述，我想一定会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用时髦的话说，此乃当今中国人对战争观主流评价。
但是，何谓正义，这本身是人类为自己的兽行行为寻找理由而编造的一个词汇。无论是从法学、伦理学还是从政治学的意义上去理解，正义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词汇。不同的人，对正义有不同的理解。中国民间流传的“胜者为王败者贼”，就是对正义最好的诠释。
对于战争的双方来说，无论是挑动战争还是被动地卷入战争，作为战争的一方，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自己是正义的，就像现代宣传机构所吹嘘的那样，正义在自己的手中。作为政治家或者战场上的主帅，也会想方设法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正义来激励和鼓动士兵来为自己流血。
在唐朝，有一个叫骆宾王的酸文人，写了一篇豪情万仗的檄文：“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又曰：“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祸心，窃窥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资治通鉴》第203卷）所讨伐的对手武则天看了，也不得不对其文采大加赞赏。在骆宾王及其主子来说，他们所谓的正义，就是维护李姓皇权的统治，无论李姓正统继承人是弱智昏庸无能，还是一个英明伟大。而武则天不过是李家的媳妇，而且还是荒淫无耻，在唯妇人与小人最难养的社会，她自然不能承接李氏的正统，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就象现代革命者高呼的那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骆及其主子的脑袋虽然搬了家，历史的最终结局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李家最终恢复了正统。但仔细品味历史，发现这种解释只是典型的中国阿Q精神：武则天以80多岁的高龄病逝，而且传位自己的儿子。在她执政的漫长岁月里，尽管有许多自以为手中握有正义的人为李氏皇朝奔走呼号，不断挑起战乱，但应者寥寥，武则天征服他们，易如反掌。如此看来，战争的正义在那里？
无独有偶。今天人们还能够记住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我们再来看看至今还搅动几亿中国人神经的鸿篇巨著《三国演义》。当一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像西方巫婆的咒语一样镌刻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时，其实作者也为战争的正义做了一个诠释——尽管这只是臆测——搞分裂的人手中握着的不一定是不正义，搞统一的人手中握着的不一定是正义。
《隆中对》中有一段著名的说词：“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并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一个乡村的学究躲在一个茅屋里，勾画了一个三分天下的局面。而在当时，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从其拥有的军事实力来说，统一中国似乎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搞分裂的诸葛亮，成了千百年中国帝王将相、士人草民崇拜的偶像。而致力于统一中国的曹操，尽管他的儿子继承其遗志，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却似乎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奸雄。对中国京剧有兴趣的人从脸谱上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刘备自认为是汉祚的继承者，谁当皇帝就向谁宣战——尽管大部分时候像欧洲的堂吉柯德，或者说是现代阿Q的鼻祖，而也正是这个好战的刘备，搅起万万生灵涂炭的刘备，从古到今，有无数的fans，《三国演义》中有一段关于他与十余万军民一起大溃退的描述：
徐庶辞回，见了曹操，言玄德并无降意。操大怒，即日进兵。玄德问计于孔明。孔明曰：“可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玄德曰：“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先使云长往江岸整顿船只，令孙乾、简雍在城中声扬曰：“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
在这里，文学家夸张的成分不言自明，但它毕竟还是捕捉到历史的一点风影——一些老百姓愿意为他而死。搞分裂的诸葛亮借用了刘备所谓的皇叔资源，让曹操在赤壁大吃苦头，最终落荒而逃，数年不敢觊觎江东。他所谓的正义，就是维护汉室正统的统治，尽管汉室自己把自己的气数早就折腾尽了，但在民众中仍然有一些铁杆粉丝，成为三分天下的一大支柱。曹操被世代骂为奸雄，或者说是非正义的代名词，是因为他出身的低贱——宦官出身的家世。这在豪强林立门阀渐兴的社会，是上不了台面的。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只能仍人唾骂——这当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假若真的没有话语权，也不可能聚集上百万的军队为自己卖命。准确地说，在掌握历史记载或者史书记载的文人中没有话语权，这大概也是曹氏父子在残酷战争中还努力写诗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尽管曹操在文人的眼中没有正义，但他最终还是统一了中国，正义偏向了何方，用今天的话说，谁笑到了最后，谁手中握的才是正义之剑。不过，小说用及其恶毒的语言调侃了曹氏所掌握的正义：司马氏代魏。其实，对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王朝来说，最后一个皇帝能够像溥仪那样体面地寿终的人并不多，而作者用煽情的语言描述一番，然后带着满脑的坏笑点评一下，一下子就刻在芸芸众生的脑海——这就是不义者的最终下场。
战争的正义性能够让大多数人认同的，大概只有对侵略者的反抗——尽管侵略者在入侵之前也会找到许多冠冕堂皇的正义理由。比如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借口是日本兵失踪；德国的铁蹄踏遍波兰，有所谓的苏德台问题。把历史上的这些个案放在一边，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即使是对所谓的侵略者的反抗，很多是非则会随之发生变化，正义的太平发生倾斜，让你辩不清楚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比如成吉思汗的铁蹄横扫欧亚大陆，所过之国的惨烈历史上有许多记载。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都出现了许多抗击蒙古的民族英雄。中国宋代有一个叫文天祥的人，写了一首过诗来表白自己，名垂青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成吉思汗在现代不仅是蒙古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当代有些学者不遗余力地论证蒙古统一中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结束中国南北分治的局面，对于一贯崇尚大一统的中国人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利好消息。还有统治中国的大清，尽管中国出现了许多反清复明的英雄好汉，但大清作为侵入中原的统治者，并没有得到汉族人憎恶和唾弃，反而有许多崇尚礼仪廉耻的中国老夫子们练就了“喳”的礼节，能够心甘情愿地熟练地跪下自己的双膝。
英国首相丘吉尔是欧洲反抗外来侵略的旗手。当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被欧洲人称为钢铁长城的马其诺防线在瞬间土崩瓦解，法西斯风卷残云，大有吞并欧洲之势，丘吉尔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宣称：
……我没有什么可以贡献，只有血、劳力、眼泪和汗水。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在海上、陆上和空中以我们全部的强大力量和上帝可以赋予我们的全部内在力量进行战争：向一个穷凶极恶的、可悲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还没有能与之相比的最丑恶的暴虐政权开战。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两个字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不畏一切恐怖，一定要取得胜利。我满怀希望和活力来肩负起我的重任。我坚决相信，我们的事业绝不会在人类中遭到失败……
只到今天，许多人听到这篇还会热血沸腾。丘吉尔不愧是伟大的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其犀利的笔法把大众其对侵略者的恨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直透人的心底。而就是此人，在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河上战争：重新占领苏丹的历史记录》中，对侵略者赞不绝口：
英国在尼罗河流域的殖民统治是高尚的行为，因为它的目的在于：“给交战的部落带去和平，在充满暴力的地方实施法律，打破奴隶的枷锁……这种行为是有道德的，这种做法是鼓舞人心的，并且结果常常是极为有益的。”
或许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日本的有些政治家对日本的侵华战争，要么缄口不言，要么赞赏有加。比如日本有一个外相，在一次演讲中大放厥词，说台湾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日本殖民时期对当地民众的教育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又解释说，这不是他说的，他只是转述台湾上层某些人士的观点。据说日本还有一系列书籍，全面系统地阐述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给这些国家现代化带来的好处——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图书，我想论述的一定会生动形象，害怕打动不了人心。在日本，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像德国总理那样去认真反思自己的民族在历史给其他国家的民众带来的罪恶与痛苦。
在中国当代的历史上，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在一段时间的评价是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的力量。这种结论，对于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比较深远的意义，用时髦的话来说，他从历史上找到了自己合法性的来源。可能是物极必反的原理在发生作用，目前在学术界出现了那么一股风潮，就是对农民起义的全盘否定，认为是一种障碍社会发展的堕性力量。这种评价当然是比较夸张的，应该说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不过，从学术探讨的角度来说，学术观点应该是无禁忌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在欧洲，不是也有学者理直气壮地否定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吗？尽管包括他的妻子女儿在内的人都反对这种似乎是违背历史常识的观点，但在学术界还是给了他一席之地。
无论怎样评价农民起义，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由农民挑动的战争即农民起义，在起点上是正义的——中国农民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活不下去，是不会起来与政府对抗的。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种正义似乎是站不住脚的，任何对政权的对抗与威胁，必须全力铲除之。这也我们政府在处理以反政府为目的的各种抗议乃至暴乱的立足点。
突尼斯的穆罕默德·姆扎利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有一段十分精妙的言论，或许，他的思想代表了大部分有良知的人的思想，我转录在这里，做为此段的结束语：
首先我想起一句俏皮话：“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正义的。”……发动战争的人都说自己的事业是正确的。任何战争，不管是侵略战争，还是征服或并吞别国的领土，发动或支持的人都不会说是非正义的战争。别人的血总是不纯的，并总说他们的征服和侵略是“正当的”。歪曲真理，颠倒历史和纯属欺骗的理由（甚至一些文学作品中）是何等多啊！尽管为战争进行各种辩解，但从来不能阻止人民揭露战争。因此，现在尽管有战争，但大多数现代自由社会是爱好和平的社会，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这就是说，大多数人把战争看成是不正常的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弊病。有一种思潮认为战争是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真正谬误。
当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法国哲学家阿兰说：“在战争中，说的和写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真的，而谎言在这些不人道的行为中，可能是真的。很显然，这就是只要目的是好的，可以不择手段。”他接着说：“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要达到目的，就得想一切办法。谁要战争谁就要通过战争屠杀无辜，杀一儆百和枪毙人质。”我认为没有正义战争，只有合法自卫和对明目张胆的侵略的正义的反击。不可能有正义战争，只有为争取自由反对殖民占领的正义斗争。正如不久前马格里布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今天为生存进行的斗争。除了反对侵略，维护自由和反对霸权外，所有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在人民中间普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明智教育：“从人民的思想中根除战争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