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历史中，他不是航空工业开天辟地的一辈，不曾经历“家徒四壁”的局促，不曾经历“从零起步”的茫然；他却是励精图变的一辈，把我国飞机制造技术从对世界水平的“望尘莫及”领进“并驾齐驱”。

在变革的年代，是拉着技术走，还是被技术推着走？罗阳睿智地选择了前者——

三十载间，图纸不再是一摞一摞从这里抱到那里，而是点点鼠标就发送；

三十载间，构件图不再是“A面图”配合“B面图”的空间想象，而是能拖拽旋转的立体呈现；

三十载间，零件加工不再是靠人手感觉的车铣刨磨，而是数字控制的精准成型；

三十载间，设计和制造不再有严格的时间空间边界，而可以通过仿真模拟、沟通讨论并行推进。

他以领航员的敏锐、开拓者的胆识、践行者的魄力推动这一切、参与这一切，也曾经并将一直影响这一切。

推行信息化：从笔描纸绘到三维数字化制造

解构一架飞机，它的复杂程度会令人咋舌。“零件3万多个、系统十几个、部装成品几百个。”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以下简称“沈阳所”）总设计师、歼-15常务副总设计师王永庆说，光集成一套套精细的装机产品就得有完善的系统和分系统方案、数百页的飞行员操作程序、几千页的接口控制文件、十几万A4的设计图纸、数十万条的软件程序，还有系统和分系统的详细设计技术规范。

可谓“集万千细节于一身”。

如此繁杂而宏大的工程，靠笔描纸绘的工作量难以想象。“光一个系统就要几十个描图员没日没夜地干上个把月。”沈阳所原副所长施荣明的话发自肺腑，“搞一架飞机真的不容易。”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引进第一台老式苹果电脑开始，罗阳就认准这个领域是要信息化的。信息化不仅体现在设计图纸的数字化还体现在设计转向制造过程中的数字化。

2002年，罗阳从沈阳所调动到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飞”）任党委书记，学设计的去搞制造对罗阳来说是个挑战，但也是优势。到沈飞初期，他积极下一线考察，锁定设计到制造的转化阻碍，促成沈阳所和沈飞之间更有效地沟通。“沈阳所和沈飞之间铺通了光缆，我们这边定型的设计可以直接发到沈飞甚至直接到车间上数控机床。”沈阳所党委书记褚晓文说。

但几年前的一件事对罗阳触动很大。那时的沈阳所已经采用了三维的设计系统。“院所走在技术革新的前列是工业生产的常态。”褚晓文说，“我们为某型号机设计的三维图纸沈飞根本不能直接使用。”

为此，沈阳所不得不在设计图定型之后将三维数字设计转化为两维图。“要知道，即便是数字化的两维图数据量也是三维的至少2.5倍。”褚晓文解释。对于“每个型号都是国家急需”的航空业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时间损失，这也成为罗阳心中一直介怀的事。

没有犹豫，罗阳立即着手准备沈飞设备三维化的革新，他亲自去相关企业考察学习，企业自筹资金几千万元对设备进行改造。他还下令组织对工人培训，让技工会看图、看懂图。“现在研究所的三维图可以直接拿到数控机床上让工人照着做了。”褚晓文说，后来几个机型设计图定型后就直接三维传输，大大缩短了样机的设计周期。

两无一通：从“隔墙抛砖头”到“隔山打牛”

“设计得出不一定能制造得来。”施荣明说，很多零件上机床生产是要五位开工的。沈飞数控加工厂铣工班长王刚就因为要生产出一个柱中有管、柱上有切口、柱身不规则的钢梁首件琢磨好几天，还要总结出可行可复制的生产方法。

“以前的流程是设计人员将各系统方案设计完成后形成总体初稿，拿到沈飞，沈飞的工艺人员根据生产实际返回修改意见，告知哪里生产不了，哪里没有模具要改，我们改好再返回，不行再返回来，如此往复，直到大家都认可。”王永庆形象地称之为“隔墙抛砖头”，不碰面也不讨论就这么抛过去抛回来，就是不往下走，“那时的设计定型周期一般要几年”。

为缩短周期，沈阳所提出搞“并行”，希望借此做到“隔山打牛”。所谓并行，就是一改以前制造必须在设计总图定型后才能进行的流程，在设计时就把能做的制造工作做了，褚晓文解释：“在生产方认可局部设计方案的前提下，就去准备模具和工装，不用等我们全部设计好再开始做。”

当时，罗阳提出“无边界管理、无缝隙连接、双方通力合作”的两无一通理念，强力推进“并行”。“那天沈飞一下来了3辆大巴车，下来100多号工艺人员，分别到自己负责的系统设计室找设计员。”施荣明回忆时瞪大眼睛，传递着他当时感受到的惊讶，“这些工艺员个顶个是技术骨干！”

“在设计歼-15座舱盖上一个结构复杂、体形庞大的铸件时，沈飞来的铸造工艺人员、数控工艺人员、装配工艺人员围着我们一起讨论模型的强度、构造，大家凑在一起通过仿真系统模拟、研究、形成意见，定型后他们就回去准备生产工装。”沈阳所机电系统部设计师黄宝臣说，生产攻坚时他也去沈飞现场指导工人。

如今，“工艺人员参与设计，设计人员指导生产”已经成为沈飞和沈阳所合作的固有模式。

通过“并行”，任务的完成周期大大缩短，飞机结构、材料、飞控系统的无纸化详细设计周期、从立项到静力试验机的交付周期均大大缩短。某型号研制过程中，图纸定型发放时，沈飞已经完成了工装工艺设计的64%，完成了零件解构工作的48%，完成了零件制造的20%。“按串行的老办法，这些数据以前可都是‘零’啊。”褚晓文叹道。

“我们和沈飞的密切，我认为国内很少有合作伙伴能做到。”褚晓文的语气中透出丝丝悲伤，他应该是在想念罗阳，他的伙伴何止沈飞，更有罗阳。

人才海选：从“相马”到“赛马”

提到2012年的一天，80后小伙方文墨还是很激动，那天罗阳和公司副总以上级别的所有领导全部到齐，只为他一个人。

“我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大家一起为我庆功。”1米88、200来斤，一头乱蓬蓬的自来卷儿，提到罗阳，方文墨方形的大脸上写满崇敬。

“‘小伙儿，咱们又见面了，还记得我吗？’罗总还记得咱。”方文墨深沉地回忆着。

这不是罗阳第一次认出他。2009年，罗阳来到厂里，特地走到方文墨的工位上，拍拍他的肩膀：“小伙真壮啊，好好干，年轻有前途。”这一拍让方文墨在工友面前得意了好几天，“你还认识罗总啊？”工友都羡慕地打听。

一万五千人的员工中，罗阳能认出方文墨是有原因的。来沈飞当书记的头一年，罗阳就推动出台了“沈飞公司人才发展战略”，每年都举办公司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只要有能力有水平就可以在比赛中展示。

变“相马”为“赛马”，在“海选”中的成绩直接和薪酬挂钩，这大大调动了年轻人的积极性。“不论资排辈，不推荐上报。”方文墨说他来的第二年就报名参加了比赛，“我那年19岁，在以前哪轮得着我这个新人。后来我一次次拿奖，罗总就一次次给我颁奖。”

通过亲自颁奖，罗阳几乎认得出每个技术强手。一次，罗阳参加沈飞8厂重点项目研制的庆功宴。厂长向他介绍员工代表，介绍到工具室主任刘宏晔时，罗阳说：“老劳模了，沈飞的功臣啊！”刘宏晔脸红了；介绍到李鹰时，罗阳说：“这个我知道，老刘家的姑爷子嘛！”李鹰第一次一口干了一杯白酒。

罗阳对技术人才的重视让沈飞在全国的技能水平成绩卓越。“全国得奖的8个有6个是咱沈阳的。”高级工班、技师班、三高人才班、沈阳工业大学数控加工专业业余班……技校出身的王刚在不断的进修中已成长为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他说，年初还跟罗阳汇报要去参加全国比赛，现在结果出来了，奖也要拿了，“可现在罗总听不到我汇报了……”

从技术人员到组织部长、从院所带头人再到国企老总，三十年，罗阳走过不少转型路、担任过很多职务、也扮演过各种角色，但无论怎么转型——做员工还是当领导、管党委还是管行政、抓管理还是抓生产，罗阳都追随着一条闪亮的信念，他用生命、用责任、用承担响亮地回答了这个转型年代里的种种疑问，他用忠诚、用坚守、用创新深沉地回应了转型浪潮中的阵阵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