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9日7时许，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里，一位91岁高龄的老人——我军科研战线上的一代宗师，与世长辞。

这位静静逝去的老人，就是人们熟悉的著名分子遗传学家、我国生物工程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984年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的黄翠芬。

1921年3月6日，黄翠芬出生于广东。1940年，她被岭南大学化学系录取，因广州被日军占领，学校暂借香港大学的校舍上课，可不久香港也沦陷了。此后她逃出香港，途经澳门，躲过日军的上十次搜查，终于跋涉至粤北坪石，借读于避难于此的中山大学理学院。

大学毕业后，黄翠芬来到重庆，在中央卫生实验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由美国顾问当家，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要拿到美国检验。1945年重庆霍乱大流行，城里遍地尸体来不及掩埋。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束手无策。在绝望中，她通过未婚夫周廷冲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计苏华。

当时，这对年轻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奔赴延安，二是考奖学金出国。他们选择了前者。然而 ，党中央希望能够为新中国储备人才，因此，计苏华劝他们出国留学，并说这是周恩来的意见。于是，他们听从安排，在海外攻读博士、硕士学位。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声音传到了美国，黄翠芬和丈夫周廷冲立即从波士顿赶到旧金山，准备回国，却遭到移民局百般刁难。尽管诸多亲朋好友都在美国，尽管签证无望，但夫妇俩毅然决然选择了“偷渡”。一艘货船船长收了他俩1000美元，但有言在先，如被查，概不负责。如此这般，他们冒险登上了这艘货船，在海上飘泊了56天，终至天津大沽口外。

1954年，因为国防建设需要，黄翠芬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卫勤总结中，她看到气性坏疽是造成伤员截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亟待研究免疫措施，便选择了这个课题。气性坏疽是由伤口感染了破伤风菌、脓毒菌、水肿菌、产气荚膜菌引起的，前三种国内已有可作免疫预防用的类毒素，而产气荚膜菌的免疫难题尚未攻克。黄翠芬与庄汉澜、王明道等经过4年努力，搞出了产气荚膜菌疫苗，为过渡到生产工艺打下了坚实基础。研究室因此荣立集体二等功，她本人第一次荣立三等功。

1984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登上了观礼台。这一次，她是作为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科技工作者”被邀请的。63岁的她献给祖国的礼物是一面医学防护盾牌，3年后获得了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这面医学防护盾牌，是在远离首都的一条山沟沟里完成的。生活条件差，更差的是精神环境：丈夫周廷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西北放羊，黄翠芬也因“海外关系复杂”受到审查，一家六口天各一方……然而，战友们从未听到黄翠芬一句怨言。

1982年，比利时著名的生物化学科学家香川教授来黄翠芬的实验室参观，看到的是一座破旧的小楼，恒温室设在楼梯底下的狭小空间里，隔热层用的一道道棉帘。他惊呆了，但更让他吃惊的是：“想不到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能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开展。”他不知道的是，这座楼已经“超期服役”，成了危楼，是幼儿园乔迁后留下的。黄翠芬的实验室刚成立，没编制，没编制就没房子，她等不及，说服领导，把危楼改成实验室。后来获得的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最基本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1996年，长期从事国防保密科研工作的黄翠芬，因为卓越的成就和学术地位而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可就在这一年，丈夫周廷冲却突然离去，年逾古稀的黄翠芬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战斗在科研一线。

此后十多年里，黄翠芬两次被确诊为恶性肠癌、肺癌晚期，亲人、朋友、学生无不感到悲伤绝望，唯独她看得特别淡定，坚持同病魔斗争，还精神抖擞地登上了60周年大阅兵的观礼台。88岁的黄翠芬更加激动，也更加自豪，因为这次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是自己晚年亲手领导组建的一个战斗在“后基因时代”的科研团队，其中有973首席科学家、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有院士候选人。他们各领风骚，又团结如一，整个团队正如日中天。

作为我军唯一的夫妻院士，黄翠芬和周廷冲院士曾是国防战线上一对最亮丽的“科学奇葩”、最耀眼的“双子星座”。黄翠芬留下最后的愿望，把自己和丈夫在上世纪80年代获得的数十万奖金拿出来，设立一个支持青年人的科研基金，让她的孩子和更多关心科学的人们共同成为滋养花草的春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