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月，科技部新闻发言人终于就美国《科学》杂志刊登施一公、饶毅社论一事作出答复，认为文中所涉中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与事实不符。这一回应于11月8日在科技部网站刊出。

事情起因于今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名为《中国的科研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社论指出，中国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更多地是靠关系而非学术水平高低，直接“炮轰”当前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文章的作者是两位来自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杰出“海归”院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

随后，《科学新闻》采访了国内众多院士和知名教授，对中国科研的现状进行探讨，并以《撬动中国科技潜规则》一文刊发，引起科技界密切关注。

对于施、饶的社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并不完全赞同。他在接受《科学新闻》专访时指出，除了经费申请体制存在一定问题外，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也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需要克服的重要问题。

蒲慕明1999年起出任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也是中科院60年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长。

科学新闻：关于施一公和饶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所描述的中国科研体制，特别是经费分配的现状，你是否认同他们的观点？

蒲慕明：基于我过去十多年在中国科研机构工作的经验，他们把中国目前的科研体制文化归结为“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三句话，这是以偏概全的失实说法。在当前科技界的许多领域，中国正在进行很多高质量的、有创新性的科研工作。虽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这需要科学家努力改变自己的科研态度和学术界的“传统”。这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这个核心问题，而只是简单地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到经费的申请体制和通过“拉关系”来主导分配的现象。这是一种短视而且有偏见的看法。

同时我认为，两位来自中国最著名大学的年轻领军人物，在国际知名的学术刊物上用夸大失实、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评价有关中国科学的现状，这是极其不恰当的。

我希望他们所描绘的“灰暗”的中国科学现状不会影响中国学生和青年科学家回国或继续留在国内工作的决心。

科学新闻：目前中国经费申请体制是否存在不公正？“拉关系”对中国科学家的生存是否是必需的？

蒲慕明：首先，圈内的每个人都同意：虽然近几年有关经费分配的改进工作一直在进行，但是速度缓慢，需进一步完善。

我们确实存在大量的资源被浪费的情况：太多的资源投给少数几个精英实验室；太多的昂贵的高端仪器没有被很好的使用；太多的资源注入低水平的没有什么产出的实验室。另一方面，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有产出的科学家（根据国际标准而定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资助。与此相反，我知道很多水平相当的科学家在美国却没有得到资助。让我们一起环顾一下目前在中国所有的科研单位里成功的年轻科学家（特别是那些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不管是国内成长的还是从海外回来的，他们的成功难道都是靠他们与一些重要科学家或官员“拉关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中国，现在经费分配最大的问题是那些所谓精英实验室得到的经费，与发展比较慢的科研机构或知名度较低的科研人员得到的经费之间的巨大差距。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应把对一些大项目的资助转变为以资助许多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的小项目（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应该不仅增加资助项目的数量，而且在资助的强度上也应大幅度地增强。经费资助中最常见的浪费现象是有些成功的科学家对资源的贪得无厌，对这些少数精英实验室大幅度地增强支持力度，其边际效应肯定是不明显的，而这些资源更应该分配给那些有潜力（虽然还没有出成果）的实验室。

科学新闻：那你认为，“973”“863”及其他“专项”等大项目是浪费资源吗？

蒲慕明：自上而下地组织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的研究项目，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今世界的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各领域高水平的实验室数量非常有限。大量资源只能是被倾注到非常少的高水平的实验室，结果显而易见，投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比例。众所周知的几个在研大项目（特别是在应用生物医学领域），在财政年度快结束时从上而下地匆忙启动，浪费了资源，效果很差。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一些领导人在尚未建立一个严格的、公平的资助体系，尚未培养出足够的高素质的科研人员的前提下，心急地认为靠巨额投资就可以快速地、大幅度地提高中国的科技发展。

关于自上而下的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的“大科学”和自下而上的科学家自主探索为主的“小科学”的利弊，几年前我曾发表过看法。简单来说，我认为当目标非常明确，而且根据这个领域的发展，专家们普遍认为技术上是可行的时候，组织大项目是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最好的例子如人类基因组测序、建设粒子加速器，以及一些需要大量科技人员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新技术开发的项目等。然而，想要在那些具体目标尚不清晰、研究范式和实验方法仍需要发展、发现仍不可预测的科学前沿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许多小型实验室，由导师与少数学生和工作人员共同尝试不同的、可能有些冒险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很多“973”和“863”项目并不符合真正意义上所说的目标明确的大项目，而是资助一组小型实验室做小科学。“973”和“863”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需要更好地控制项目的参与者，以确保研究队伍的质量；项目的审查、延续应该有更严格的监管；项目中各课题之间的交流、合作急待增强。

科学新闻：大项目运行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蒲慕明：要使这些大项目运行成功，我想强调的是：关键在是否能够真正合作。我感到中国科学家，特别是生物学家在建立真正合作这方面还急需提高。科研合作并不只是实验材料、技术的交换，而是需要大家在一起，对解决共同关心的科学问题进行智慧交融，以期产生火花。这包括一起设计实验、发展新的技术和方法，以及在解析新发现时，认真、严谨地交换学术意见，而把名誉、文章排名的先后次序等都扔在一旁。事实上，中国绝大多数的实验室与国际同行相比没有什么竞争力。如果想要在国际同行中具有领先地位，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其他科研人员建立独特、有成效的合作关系。有了足够的经费和有效的机制来促进实验室之间的真正合作，这些大项目应该能够实现预期的高目标，至少不亚于半个世纪前中国生化学家合成胰岛素的目标。

科学新闻：你认为应如何更好地制定大项目指南以及组织和管理大项目？

蒲慕明：对于制定组织大项目的指南，目前国家科技部、基金委等相关机构主要是依靠相关领域的领军科学家，通常是院士及其他资深的科学家。鉴于各个研究领域中有经验、有成就的科学家的匮乏，现在的做法是合理的。这些科学家制定的指南是否会有利于他们自己或者个人青睐的实验室，这完全取决于这些科学家们的自律和道德，这是任何经费分配体制要运行好的最基本要求。除了这些领域内公认的领军科学家外，还有谁可以起草这些指南呢？那些在中国尚未积累足够经验、还未在国内有成就的新海归吗？

事实与施一公和饶毅所描述的相反。我发现生命科学领域大项目的指南通常都非常好。这些指南都是领军科学家经过广泛地、深思熟虑地讨论。最近生命科学的大项目“蛋白质科学”将在未来十年稳定资助大量的生物学家，研究蛋白质和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和功能。

在大项目的执行和评审过程中，科技部、基金委早就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办法，以及严格的验收方案，包括项目评审过程中的保密制度。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参加这些项目评审的科学家缺乏“自律”而造成的。我不知道过去有多少这些大项目的审评专家在参加评审会之前，认真看了这些项目的申请书和进展报告等，并且会前就认真起草好了评审意见（还记得陈进汉芯片造假事件吗）。事实上，现在评审私下惯用的操作方法是，被评者事先起草评审意见供专家修改，而评审专家一般只是简单地很快地修改一些语句而已。如果我们科学家自己不认真、严谨地做好评审工作，那国家相关部门又怎能控制这些项目执行的质量呢？

科学新闻：当下中国，怎样才能尽快地让科学家形成自律？

蒲慕明：责怪体制而不检讨自己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些认为他们应该在更好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是的，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否扪心自问过，为了改变不公正，我们除了抱怨之外，有没有为改变社会的不公正做点什么？我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甚至制造了）这些不公平？我注意到有很多已经得到非常好资助的年轻科学家并不满意，因为其他“不怎么样”的科学家获得了更好的资助。很多科学家非常清晰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就是“不能”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一件学术不端事件，一位研究人员被发现好几篇学术论文中有伪造数据的不端行为（包括他在国外做博士后期间完成的论文），这一事实被国际著名学术杂志的编辑指出，并被上海一个科研机构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完全证实。令人震惊的是，今年他申请的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的重点项目居然通过了由国内外（海外华人科学家占1/3至1/2）同行组成的专家评审，其中包括不少知道这件学术不端事件的来龙去脉的专家。更为令人费解的是，就在他以前所在的工作单位公布其不端行为后的几个月，中国一个学会居然邀请他主持该学会年会的一个报告会，而会议上却没有一个同行提出抗议。当我们中间有人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科学的声誉时，中国科学家站起来捍卫真理的道德标准和勇气哪里去了？

除非我们科学家自己在参与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

有一点我同意施一公、饶毅的观点：评审中保密的重要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家自己缺乏自律（包括很多新海归），他们对于我们现在名存实亡的保密制度有相当大的责任。如果我们想要使经费分配制度运行良好，我们必须停止告诉别人谁在审评会上讲了什么；停止给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或公关；停止询问专家的名字或其他需要保密的信息。你在评审项目时认真地自己撰写评审报告。当你的账户上已有用不完的经费时，不要再继续申请经费。

科学新闻：说到海归科学家也会缺乏自律，那你对国家重金支持的“千人计划”如何评价？

蒲慕明：在我看来，这个动机良好的吸引国外人才的计划目前正深陷危机。这个计划的指导方针有严重问题，计划执行中有许多弊端。如果这些问题不及早纠正，这个计划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恐怕会弊大于利。这些问题在任何引进“千人”的单位都是众所周知，我只是概况地总结一下：

第一，在回归者和国内科学家之间年薪和其他待遇的巨大差距，将严重冲击我们许多科研单位已经建立的以业绩为准的分配体系。“千人计划”入选者除了获得巨额的启动费以及享受安置和住房补贴、税收、医疗保健、配偶及子女补贴等许多额外的特权外，还能获得相当于国内同等水平科学家的五倍以上的工资（年收入）。过去我所工作过的五所美国大学，绝大多数著名的生物学教授的收入至多相当于其他教授的两倍左右（除非他参与了额外的临床工作）。在“千人计划”入选者还未在国内有任何科研产出之前，国家就提供比那些可能已经做出相等甚至更好成就的国内同行高出四五倍的工资福利，这是许多国内同行难以接受的不合理政策。

第二，对于回国工作，“千人计划”入选者经常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如他可以马上领导很多国内科研人员着手研究他们喜欢的科学问题，并将得到政府部门的长期稳定支持。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与国内科研人员有效地合作需要长时间的培育才能得以实现，而持续不断的经费支持有赖于在中国的科研产出。

第三，“千人计划”应该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这种以“数”为导向的策略已经导致招聘了许多不够格的入选者。该计划号称已招聘到800多位在美国相当于正教授的入选者回国。然而，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全职回来。

第四，我个人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千人计划”入选者和那些在国内发展事业的科学家之间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差距，将导致年轻有为的人才继续大批的外流；并在自己职业生涯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尽可能地呆在国外，一直等到他们能得到类似“千人计划”这样的“特殊（特权）待遇”时才回国。

科学新闻：你认为新海归对科学文化的建设是否会有贡献？

自去年始，他将每天做的梦记录下来，结果发现，90%以上的梦都和教育相关—— 梦境中，他会在某个教育改革座谈会上慷慨陈词，直斥某些与会者的发言不着边际，只字不谈改革，然后拂袖而去；现实中，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样直言不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近日专赴武汉，围绕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产生的原因及对策等问题对刘道玉进行了专访。

刘道玉说自己常常“言他人之未言，言他人之不敢言”。上世纪80年代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他就给自己定下两条戒律：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在他看来，这种敢于批判、永不退却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

1977年至1981年，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期间，他鼎力促成了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恢复；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在武大校内发起的那场影响至深的教育改革：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这些当年看来颇为“超前”的教育新政，许多如今正在中国各高校中推行。在当年那些深受改革裨益的武大学生心目中，刘道玉是“武大的蔡元培”。

1988年，这位54岁的中国重点大学校长在任职七年之后去职。当以自己的理念创办新式私立大学的梦想一次次破灭后，1994年3月8日，刘道玉在武汉成立了“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用以支持具有创造精神的教师和学生。“路石”，是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那个以刘道玉为原型的大学校长的名字。刘道玉为基金会选择这个名字，想表达一种强烈的愿望：为了教育改革、为了跨世纪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他甘愿继续做一颗小小的铺路石。

虽饱受疾病困扰，刘道玉依然笔耕不辍，痛陈当代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竭力倡导创造性教育的新模式。他认为，只有在高校施行创造性教育，才能真正回答“钱学森之问”。

在他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急需一场启蒙性的改革。每每提及那些让他痛心的问题，他总会提高声调一连发出数个反问，担忧之情溢于言表。

他说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在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中国教育达到更好的状况。但对于中国教育的未来他又不完全悲观：“我相信未来的年轻人，他们会比我们更有智慧，可以用他们的智慧来推进未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创建所需要的新式教育。”

“五大歪风”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造成今天中国高校一些不正常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道玉：我归纳为五大歪风——瞎指挥、冒进、浮夸、相互攀比和造假，而且这个风气现在还没有刹车的势头。

举例来说，大学管科研的部门，50年代初期叫科研科，80年代改名叫科研处，分设文科和自然科学科研处，到了90年代改称科技部，现在又改了，叫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这是一个行政管理部门，从科到处到部再到院。什么叫研究院？研究院要从事科学研究，要有研究课题、经费、研究人员，还要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一个行政管理部门，怎么能叫研究院？这是浮夸啊！只要一所大学带了头，一股风刮来，不仅没有人抵制，而是紧跟，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现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刘道玉：会造成许多恶果，最大恶果是将进一步窒息中国人的创造精神。我看到一个西方学者曾说过：“说套话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放弃了自我表达，尔后导致思维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那么浮夸风的代价呢？就是一次次将创造精神消灭殆尽。

我说过，如果不深化改革，中国的教育问题可能三五十年后就会更严重。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这么说？

刘道玉：第一，学风坏了。一个好的学风要有几代学人的培育而形成，它会使几代人受益。而学风一旦破坏，又将殃及几代人。在中国，一代大概是30年左右，两代人就是影响60年。国内媒体曾引用过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说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六所顶尖大学的6000名学者做了调查，其中学术剽窃和造假的比例之高令人震惊。我还看到过中国科协的一个报道，说中国的大学教授中有60%的人同情造假者。所以你看，这种就是一种坏学风，还有社会基础。你说照这样下去后果严不严重？

第二是教师的素质大大降低了。今日之教授非彼时之教授。我不是博导，我的夫人也只是副教授，但是现在我们的徒子徒孙都是博士生导师了。我记得我们学校当时有个教师是不合格的，准备调到校外去，现在也是博导了。不合格的人会培养出更不合格的人，这就会造成人才的恶性循环。

第三是大学合校的后遗症。1952年院系调整造成的影响到现在都没有清除。其实解放前我们的教育就是英美体制的通识教育，1952年倒向苏联后就全盘苏化，实现苏联式的专业化人才培养目标，60年了都改不过来。现在的大学合并则更是参差不齐，人事纠纷，这将会延续多长时间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过中国的教育需要一场启蒙性的改革。能不能具体谈谈“启蒙”的含义？什么样的启蒙？怎么启蒙？

刘道玉：我指的是一个中国教育理念的启蒙。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独特的教育理念。法国有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英国有纽曼的理想主义教育，美国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那么中国的教育理念是什么？需要启蒙。我们应该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结合中国的实践，逐步形成我们中国本身的教育理念。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我觉得大多数人都站在改革之外，而没有置身于改革之中。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刘道玉：新式教育。也就是要全面陶冶人的情操的教育，培养人的价值观和独立思考的教育，尊重人的个性和选择权的教育，诚信的教育，而这些我们现在的教育都还有很大欠缺。我们从家庭教育开始就是应试教育。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们的家庭教育基本就是两种形式—— 棒喝和溺爱，这两种形式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你说这种教育还能持续下去吗？怎样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呢？

“外白内黄”的中国大学教育体制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体制有个很有趣的比喻—— 剥了壳的熟鸡蛋，外白内黄。为什么这么说？

刘道玉：中国的大学基本就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那时候从西方引进的，从引进开始，我们就用了实用主义思想，就是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认为当时这个口号错了，应该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因为现代科学发源于西方。

另外，中国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官办的，像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都是皇帝御批的。所以我说中国的大学就是剥了壳的熟鸡蛋，外面是白的(比喻西方)，里面是黄的(比喻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教育的正确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刘道玉：要回到教育的本源，要回归到教育起源的模式上。

《瞭望东方周刊》：大学起源的模式是怎样的？

刘道玉：大学的本源就是做高深的学问研究。当然，这是指少数的精英大学，而大多数普通大学应该培养应用型的人才，这里没有贵贱之分，而是分工的不同。

《瞭望东方周刊》：西方的大学模式有什么样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刘道玉：比如英国的大学，多数公办，但是政府不干预。公办私办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有政府的财政拨款。但是英国政府只管给大学钱，却不干预他们的具体管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弗雷德曼教授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经营教育。我觉得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与其他都不同。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因此一定要顺应人的本性，人的个性和志趣是不能压抑的，要尊重人的尊严、权利和选择性，教育一定要符合人性。

直接回答“钱学森之问”

《瞭望东方周刊》：你一直提倡创造性教育，这种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刘道玉：第一个就是创造性的人才观。我认为21世纪是创造性的世纪，21世纪的人才观就是创造性的人才观。

第二，大学应该创造出实施创造教育的模式，我就设计了一个“SSR”的创造教育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

第三，我认为大学必须营造实施创造的文化氛围，就是民主、自由、独立、质疑和批判精神，这是创造最需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所说的“创造”具体有哪些内容？

刘道玉：目前流行“创新”的口号，而我只提创造。不是说创新是错的，而是说创新与创造是两个概念、两种能力。什么叫创造？从无到有是创造。人类历史上的发明和发现都是创造，比如居里夫人发现同位素，DNA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飞机、火箭的发明等。而创新是从旧到新。比如一个作家写了本小说，这是创造，剧作家把小说改编成剧本，这就是创新。又比如手机，第一个发明手机的那是创造，后来不管手机的结构和外形、功能怎么变化，那都是创新。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创造教育是对钱学森之问的最好回答？

刘道玉：应该说是的。钱学森提出的建言只有76个字，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读懂这76个字。“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在我看来，这句话是这76个字的核心问题。办学模式是因，而创造性人才是果，二者相辅相成。

这也说明中国实施创造性教育的阻力太大，中国人的创造意识太差。因为我是搞这一行的，我很敏感，困难太大了。中国人习惯于模仿思维，所以中国为什么有剽窃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都是由模仿思维造成的。要走出这个思维的窠臼，就是要创造。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模仿思维，进行创造性教育还有哪些方面的阻力？

刘道玉：还有就是中国人乐于守旧，不愿意改变现实，见怪不怪，怕冒风险。再就是体制上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的教育体制是“大一统”，如果没有独立精神，不允许挑战权威，那怎么创造？

什么是一流大学？这必须要界定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一流大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你曾经说过，与其说是硬件差距，不如说是人和软件方面的差距，你指的人和软件的差距是什么？

刘道玉：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什么是一流大学，这必须要界定。

在我看来，一流大学第一要培养出一流的大学生，这些学生会是一流的领袖式的人物，这个领袖是广义的概念，不光是国家的领袖，还可以是学术界、企业界的领袖；第二，必须有重大的原创性的成果，获得世界公认；第三，必须拥有众多的学者，其中有多人获得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世界各个学术领域的大奖；第四，必须有由学术大师创立的科学学派。一个杰出人物是一个学派的首领，在他的周围会诞生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你看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有经济学派，普林斯顿大学有理论物理和数学学派，耶鲁有法学学派；第五，一流大学必须有传世百年千年的学术经典著作。

我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些专门培养精英的大学。前几天李政道在北师大有个演讲，他说培养创新人才就是要进行精英教育，要一对一教学。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就是一对一教出来的。这就是精英大学。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你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错位发展，需要几所培养精英的大学，也需要培养专业人才，适应社会需求的大学。

刘道玉：对，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要有功能定位，现在就是没有定位，大家都要当一流大学，都成为研究型大学是不可能的。美国也只有124所研究型大学。在我看来，北大、清华、复旦、中科大、南大等少数大学就应该是培养精英的大学，是象牙塔式的大学，应该远离实用主义，树立以学术为终身的志业。

这些精英式的大学应该搞通识教育，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培养高素质的杰出人才。5月份在南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和斯坦福大学的校长都毫不客气地给中国大学提出批评，认为中国学生的弱点就是知识面太窄，18岁就选专业，什么都还不了解，兴趣也没形成，以至于影响了他们的眼光和胸怀，这样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我认为精英大学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面实施通识教育，这是与他们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研究人才的目标相一致的。

而另一方面，也应该允许一些学校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强化专业培养，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社会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

研究型大学负责提高，普通大学负责普及，应该是这样的模式。但是，即使是专业型教育，也应该适当增强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这样他们才有发展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