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文章说：在去年秋天，放弃纽约大学教授的美好职位，分子生物学家许瑞明回到了中国，他知道自己要为这一举动付出代价。首先是他的工资会降低，并且要适应北京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的生活。但是他无法抗拒帮助建立一个“研究帝国”这样的机会。

Science文章里提到的“研究帝国”，是我国正在筹建的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正是华人分子生物学家许瑞明，出任了这个实验室的主任一职。

2009年，许瑞明入选了国家第一批“千人计划”。中国20年，美国25年，再次回到中国——在一个轮回之间，诸多异彩纷呈的故事，串起了许瑞明这位华人科学家的人生脚印，已经变成一个特定时代的镜像。

在美国，许瑞明是冷泉港实验室教授、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教授。而现在的他，名片上印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主任”的字样。

1980年，许瑞明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在浙大四年的本科学习，他不仅掌握了扎实的物理基础，还记下了浙大老校长竺可桢的一句话：“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沉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1992年底，面对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橄榄枝，许瑞明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即将开启一片新天地，从事生物物理学研究。

对生物学几乎一无所知的许瑞明开始了“啃硬骨头”的经历。第一次听取生物学学术报告，许瑞明只在笔记本上记了几个名词。做实验，生物学家一般遵循从克隆，到蛋白质表达提纯，再到晶体数据，最后解析结构这样一个传统过程。而许瑞明这位擅长数理基础的理论物理学家却要完全逆着顺序来，从他能够入手的“解结构”环节开始，倒退到蛋白质的表达提纯。

三年之后，他从一位生物学的“高中毕业生”，成长为冷泉港实验室这个全球最优秀的生物学实验室的助理教授。

对于普通人来说，许瑞明的研究领域颇为生僻——“表观遗传学”。他和他的团队对于各种组蛋白修饰酶的催化机理、底物特异性、酶活性的调控的结构和功能进行探索，对修饰后的组蛋白识别和染色质的高级结构的建立和维持的结构基础进行研究。他的研究对于体细胞克隆、诱导多功能干细胞技术、癌症发生衰老等过程中的机理研究以及针对表观遗传调控的药物研发都有重大意义。许瑞明是这方面研究最早的核心成员之一。

许瑞明说，虽然在美国呆了25年了，但总觉得是一个暂时的状态，该为中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他第一次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接触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

1997年，许瑞明第一次来到生物物理所，在他的最初印象中，这里只是一个荒凉的北郊园区。他参观了梁栋材先生的实验室——这位中国大牌科学家的实验室，条件居然如此简陋：结晶室是在一个很小的阴暗房间，既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屋里的温度随着屋外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再怎么说，国外的实验室起码都是恒温的。”许瑞明感慨万分，中国1973年已经完成了高分辨率胰岛素结构的解构，但20年后，国内依旧在做天然蛋白质，对于许瑞明带来的国际前沿报告，国内真正理解的人还不多。

“那时大家还在争先恐后往国外跑，很少有科学家愿意回来工作。但是有人告诉我，1996年饶子和就已决定回清华大学，我在惊讶之余，也对他的果敢行动感到佩服。”许瑞明说，“生物物理所是中国研究结构生物学的大本营，2003年饶子和当所长后，引进了很多国内外人才。我和生物物理所的沟通越来越多，和龚为民等研究员也有了更多的联系。”

“2007年4月，中科院组织了一次香山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回国的问题。”

饶子和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中科院的很多领导与会，希望听听大家一些好的发展建议。“这时我在美国冷泉港已工作了13年，纽约大学医学院正想招聘我。龚为民会上对我说，‘你既然要离开冷泉港，干脆就直接回国，到生物物理所来吧’。”

促成许瑞明下定决心回国的，有四位重要人物。

一是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路甬祥是许瑞明母校浙江大学的老校长，许瑞明在美国始终关注这位德高望重的战略科学家的动向。路甬祥接任中科院院长之后，知识创新工程一系列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成为吸引许多学者回国效力的前奏曲。

二是他的同行饶子和。饶子和就任生物物理所所长的4年任期中，为生物物理所建立的国家战略高地引进了一大批优秀的可用之才。在业界早就富有盛名的许瑞明，自然成为饶子和“名单”上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

三是许瑞明在美国Brandeis大学的同学，现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李家洋。李家洋在美国做了一届博士后就回到中科院工作。许瑞明对自己要回国这样一个重要决定，找了李家洋这位老朋友商量。李家洋介绍了自己回国后的经历，热切地希望老朋友回国工作。

四是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2007年4月，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陈竺在得知许瑞明有回国的意向后，亲自邀请许瑞明吃了顿饭，仔细向他解释了国内的最新情况。陈竺对他说：“除了生物物理所，全国都在发展。哪怕现在碰到一些困难，将来一定会解决。”

2007年12月，由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科学院共同组织，在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研究所里召开了结构生物学研讨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印度国家科学院副院长M. Vijayan、印度科学研究所所长P. Balaram等出席了开幕式。

“因为研讨会的交流项目是结构生物学，虽然我还没有正式回国内工作，但我顶替生物物理所副所长龚为民，带了研究所的八九名科学家参加这个研讨会。”许瑞明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中科院的正式活动，我代表中科院作了一个特邀报告。”

2008年3月3日，许瑞明在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主任招聘答辩评议会上进行了答辩。

此前，正教授的华裔科学家全时回到中国工作，在生命科学领域只有王晓东、饶毅等为数不多的人，像他这么一位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回归，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或许我不是百分之百能够取得成功，但只要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我花心思认真去做，我就会义无反顾。”许瑞明的回答很沉稳。

2008年4月底，冷泉港实验室结构生物学中的X射线晶体学讲习班成功在生物物理所举办。这次讲习班是20年来第二次在除美国之外的国家举办。

X射线晶体学讲习班的组织者、著名蛋白质晶体学教授Gary Gilliland耳闻目睹之后，对自己过去多年的同事、现已出任蛋白质国家实验室主任的许瑞明说：“我通过这个研讨班孩子们的提问，通过对你所在研究所及实验室的深入了解，也知道你为什么选择回中国了！”

2008年秋天，中国收获了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的殊荣之时，许瑞明正忙着组织筹备一次重量级的会议：推动冷泉港亚洲国际会议中心在苏州的建设，开启蛋白质国家实验室同美国顶级生物实验室交流的另一扇门。

2008年10月下旬，冷泉港实验室负责人詹姆斯·沃森应邀来到北京，在参观了蛋白质国家实验室之后，这位“DNA之父”、许瑞明以前的“老板”也对许瑞明说了一句话：“I now know why you are back。”——几乎和Gary Gilliland是同样的感触。

2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詹姆斯·沃森曾经访问中国；20年后，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这样的奇迹，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

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是我国生物科学领域最早准备筹建的实验室之一。国家实验室建成后，将对所有中国研究人员开放，最终也会对外国研究人员开放。许瑞明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做好这个体制改革的试验品。”

中科院在过去的5年中已经投资2亿元，为这个筹建中的国家实验室配备了相关的仪器设备。“对我们至关紧要的下一步，是需要高水平的研究人员。”许瑞明如是说。他打算面向海内外科研单位公开招聘实验室的第一批60名课题组长。

目前国内提供的条件与国外的差距已经缩小，但很多华人学者都还在犹豫。关键不在薪酬有多高，更重要的是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共同的目标，这才是吸引人才的最有利条件。许瑞明说：“在一位优秀的科学家眼里，看中的绝不会只是有钱。”

许瑞明的这盘棋，已在干细胞和分子层面布了点，这是两个极端，接下来他考虑的是，引进几位优秀人才，做生化、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把这两个极端衔接起来。“从前，中国吸引人才的思路是‘只要做得好就进来’，但是现在全然不同了。”许瑞明说，“就像是下围棋，战略布局很重要，先要占据重要的关键点，然后连点成线。”

蛋白质国家实验室筹建的过程肯定不乏丛生的荆棘和艰难的考验，但许瑞明坚信，随着一批杰出学者的联翩而来，实验室一定会不负众望，达到预期的建设目标。

“重新回到中国，和我在美国的25年相比，显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创建中国的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许瑞明迈出了第一步。

今年将度过45岁生日的许瑞明已经“全职”、“全时”回国工作。他最为精彩的生命之舟的历程，才刚刚拉响汽笛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