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心理台风眼”（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现象的研究成果发表于PLoS ONE期刊后，时隔1年，PLoS ONE再次发表了张侃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汶川地震灾区心理援助应急研究”（KKCX1-YW-05）的研究成果。项目组1年来的追踪研究发现：“心理台风眼”现象的效应在汶川地震1年之后仍然强劲；“心理免疫”（psychological immunization）理论无法对“心理台风眼”现象提供合理解释。

在汶川地震发生1个月后的调查中，项目组发现，随着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反而随之降低，即，非灾区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反而高于灾区居民。项目组假“台风眼”这一气象名词，形象地将其研究发现冠名为“心理台风眼”效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即，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

在汶川地震发生4个月（2008年9月至10月）和11个月（2009年4月至5月）后，项目组又对灾区（四川、甘肃）的4178名居民和非灾区（北京、福建）的1038名居民进行了两次跟踪研究。采用和第一次研究相同的方法，后继两次的跟踪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初次研究结果：随着居民主观判断所在地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从非受灾、轻度受灾、中度受灾、到重度受灾），其估计灾区对医生的需求量、灾区对心理学工作者的需求量、灾区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及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数均随之减少。

除此之外，项目组成员还发现“心理台风眼”效应的两个变式：与财产遭受损失的受灾人的亲缘关系越接近，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反而越低；与生命健康遭受伤害的受灾人的亲缘关系越接近，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反而越低。项目组成员将这两个变式称为“关系”版的“心理台风眼”效应。所有这些“心理台风眼”效应均表明，与人们的直觉推断不同，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并不随着受灾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毫无疑问，重灾区的居民遭受的损失最严重，但是他们对灾难的抵抗力（resilient）似乎也是最强的。

项目组成员在初次研究中曾提出了“心理台风眼”效应的两种可能解释：心理免疫理论和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s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在跟踪研究中，项目组检验了心理免疫理论，发现其并不能对“心理台风眼”效应做出合理解释。

汶川地震向世人提出了“人们面临不确定时如何对抗风险”这一问题。令人惊讶的是，调查研究表明拥有最强抵抗力的人正是那些居住在重灾区的居民们，或是那些至亲遭受损失的人们。“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发现对非常规突发事件下各级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应急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也将有助于理解人们如何抵抗来自自然、疾病和这个变化莫测星球上其它威胁的侵害。